兰州流浪动物救助站:流浪动物救助路在何方?
兰州健康生活网:在兰州徐家山脚下,有个不起眼的小院落。在这个不足一亩的院落中“居住”着118只…
编辑:佚名 发布时间:2012年5月27日
兰州健康生活网:在兰州徐家山脚下,有个不起眼的小院落。在这个不足一亩的院落中“居住”着118只流浪狗和19只流浪猫,他们或曾身染重疾遭主人遗弃,或因不慎走失而流落街头。现在他们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大家长”何江龙。但是,靠朴素爱心支撑的温暖能持续多久?他们是否还会再度流浪?
爱心建起137只流浪动物的家
“长着两只大黑眼圈的叫熊猫,这只胖的叫壮壮,声音尖细的这个是丁丁。”兰州流浪动物救助站站长何江龙向记者介绍着这里137名“住户们”的基本情况。午饭好了,何江龙端着十几个小盆出来喂食。有只小狗瑟缩在墙角,不敢上前争抢,何江龙抱起它,“这只个头小的叫小强,刚放到大圈里,还不太适应。”
走到小狗中间,何江龙的身上立刻搭满了小爪子,小狗们争先恐后摇着尾巴撒娇。这些可爱的小生命大都遭遇过主人的遗弃,因此每个都很“缺爱”,很“黏人”。何江龙笑着说,“我不能跟其中一只太亲近,不然其他的都会‘吃醋’。”
这个由爱心建起的救助站也承载着一份爱心的传承。“当时只是为了帮助一位独自收养小动物的70多岁的老奶奶。”何江龙告诉记者。何江龙口中的老奶奶,是兰州铁路局的退休职工朱贵兰,她自退休起就照顾了20多只小动物,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全都花在它们身上,而自己却生活拮据。何江龙和几位爱狗的朋友很感动,时常前去帮衬,并专门建立了一个名为“兰州流浪动物救助站”的qq群,方便相互联系。如今,这个最初只有十几人的虚拟qq群,不但成员增至800余人,还成为了一个实体的救助站。
一开始,救助站设在兰州红山根,何江龙和他的朋友用石棉和铁丝围栏做成了流浪动物的临时住所,当时收容的也只有20多只小狗。后来救助站搬到了徐家山脚下这片稍大的小院,“现在比以前好多了,起码有房子,可以挡风避雨。”何江龙也因为“实在忙不过来”,辞掉了工作,专心照顾起这些小生命。
举步维艰 爱心艰难支撑
何江龙和同伴们最怕的就是这些小动物们再度流浪,虽然救助站的选址已尽量接近城市边缘,但城市的扩张让何江龙没法对这个租来的小院放心。小院与对面的高楼很近,“如果以后这里拆迁了呢?这么多小狗小猫怎么办?上哪给他们找家?”
何江龙说,因为害怕拆迁,他们也不敢在这有多少投入。他希望能有一处固定的地块帮他长期安置这些小生命。同时,这里接收的流浪猫狗很多,但领养的人却寥寥。“残疾的猫狗多半要在这里终老,这片场地一旦饱和,就无法再接收新的成员。”
而运营这个救助站的费用也十分惊人,“这群小家伙每个月的伙食费就要一万多元。”还有两万元的房租及一位雇工的工资。有时,还要应对小动物们突发的疾病。何江龙说,加起来每年至少需要20万元。
救助站没有收入,现在的运营费用主要来自qq群成员的捐助和社会力量不定期的帮忙,“今年有位不愿留下姓名的老先生来过两次,总共留下5万多元。”为了维持救助站,何江龙自己前后的投入也不下10万元,“我会尽量维持,想办法把它办下去。”
同时,因为没有挂靠单位,民政部门也拒绝给予救助站正式的民间团体身份,这让救助站募集善款等许多行动都因“身份”问题而被搁浅。
流浪动物权益期待立法保障
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彭涛认为,流浪动物产生的源头,是不负责任的宠物主人的随意遗弃、无序繁殖和宠物买卖市场管理的混乱。这也是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共识。
“城市饲养宠物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随之而来的流浪动物问题未来将成为一个突出的城市病。”甘肃省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智俊说。大多的流浪动物都是被遗弃的宠物,这不仅是对这些动物生命的漠视,更可能埋下疫病传播的隐患。
孙智俊表示,现行法规对于宠物动物的权益尚无明文保障。动物无论是被虐待、被遗弃,都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导致不负责任的养宠者漠视宠物生存权,将责任推卸给社会。
记者了解到,国内很多城市都在依靠民间组织的力量完成对流浪动物的收容和救助,但日渐增多的流浪动物让这些由爱心和慈善支撑的民间组织难以为继。不光是受制于场地、经费等种种因素,民间组织机构由于缺乏动物检验检疫的专业人员,如果他们对一些本身带有病菌和疫病的动物保护、处理措施不得当,很可能会扩大疫情。
目前,国内尚无一部完整的动物管理和保护法律。孙智俊建议,在上位法缺席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结合地方实际,从城市综合管理的立法角度尝试出台地方性法规,对动物饲养、保管、处置等一系列问题作出规定,并辅以相关机构专门从事城市流浪动物的管理保护。
同时,在政府管理之外,对于民间组织的自发救助,彭涛认为,应参照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做法,给予一定的经费或场地租金减免等政策支持,鼓励非官方力量的积极参与。
爱心建起137只流浪动物的家
“长着两只大黑眼圈的叫熊猫,这只胖的叫壮壮,声音尖细的这个是丁丁。”兰州流浪动物救助站站长何江龙向记者介绍着这里137名“住户们”的基本情况。午饭好了,何江龙端着十几个小盆出来喂食。有只小狗瑟缩在墙角,不敢上前争抢,何江龙抱起它,“这只个头小的叫小强,刚放到大圈里,还不太适应。”
走到小狗中间,何江龙的身上立刻搭满了小爪子,小狗们争先恐后摇着尾巴撒娇。这些可爱的小生命大都遭遇过主人的遗弃,因此每个都很“缺爱”,很“黏人”。何江龙笑着说,“我不能跟其中一只太亲近,不然其他的都会‘吃醋’。”
这个由爱心建起的救助站也承载着一份爱心的传承。“当时只是为了帮助一位独自收养小动物的70多岁的老奶奶。”何江龙告诉记者。何江龙口中的老奶奶,是兰州铁路局的退休职工朱贵兰,她自退休起就照顾了20多只小动物,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全都花在它们身上,而自己却生活拮据。何江龙和几位爱狗的朋友很感动,时常前去帮衬,并专门建立了一个名为“兰州流浪动物救助站”的qq群,方便相互联系。如今,这个最初只有十几人的虚拟qq群,不但成员增至800余人,还成为了一个实体的救助站。
一开始,救助站设在兰州红山根,何江龙和他的朋友用石棉和铁丝围栏做成了流浪动物的临时住所,当时收容的也只有20多只小狗。后来救助站搬到了徐家山脚下这片稍大的小院,“现在比以前好多了,起码有房子,可以挡风避雨。”何江龙也因为“实在忙不过来”,辞掉了工作,专心照顾起这些小生命。
举步维艰 爱心艰难支撑
何江龙和同伴们最怕的就是这些小动物们再度流浪,虽然救助站的选址已尽量接近城市边缘,但城市的扩张让何江龙没法对这个租来的小院放心。小院与对面的高楼很近,“如果以后这里拆迁了呢?这么多小狗小猫怎么办?上哪给他们找家?”
何江龙说,因为害怕拆迁,他们也不敢在这有多少投入。他希望能有一处固定的地块帮他长期安置这些小生命。同时,这里接收的流浪猫狗很多,但领养的人却寥寥。“残疾的猫狗多半要在这里终老,这片场地一旦饱和,就无法再接收新的成员。”
而运营这个救助站的费用也十分惊人,“这群小家伙每个月的伙食费就要一万多元。”还有两万元的房租及一位雇工的工资。有时,还要应对小动物们突发的疾病。何江龙说,加起来每年至少需要20万元。
救助站没有收入,现在的运营费用主要来自qq群成员的捐助和社会力量不定期的帮忙,“今年有位不愿留下姓名的老先生来过两次,总共留下5万多元。”为了维持救助站,何江龙自己前后的投入也不下10万元,“我会尽量维持,想办法把它办下去。”
同时,因为没有挂靠单位,民政部门也拒绝给予救助站正式的民间团体身份,这让救助站募集善款等许多行动都因“身份”问题而被搁浅。
流浪动物权益期待立法保障
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彭涛认为,流浪动物产生的源头,是不负责任的宠物主人的随意遗弃、无序繁殖和宠物买卖市场管理的混乱。这也是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共识。
“城市饲养宠物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随之而来的流浪动物问题未来将成为一个突出的城市病。”甘肃省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智俊说。大多的流浪动物都是被遗弃的宠物,这不仅是对这些动物生命的漠视,更可能埋下疫病传播的隐患。
孙智俊表示,现行法规对于宠物动物的权益尚无明文保障。动物无论是被虐待、被遗弃,都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导致不负责任的养宠者漠视宠物生存权,将责任推卸给社会。
记者了解到,国内很多城市都在依靠民间组织的力量完成对流浪动物的收容和救助,但日渐增多的流浪动物让这些由爱心和慈善支撑的民间组织难以为继。不光是受制于场地、经费等种种因素,民间组织机构由于缺乏动物检验检疫的专业人员,如果他们对一些本身带有病菌和疫病的动物保护、处理措施不得当,很可能会扩大疫情。
目前,国内尚无一部完整的动物管理和保护法律。孙智俊建议,在上位法缺席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结合地方实际,从城市综合管理的立法角度尝试出台地方性法规,对动物饲养、保管、处置等一系列问题作出规定,并辅以相关机构专门从事城市流浪动物的管理保护。
同时,在政府管理之外,对于民间组织的自发救助,彭涛认为,应参照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做法,给予一定的经费或场地租金减免等政策支持,鼓励非官方力量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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