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人满为患 排号至7千需等10年
%。 何处安放我那张养老床？ 在北京，城区养老院“一床难求”现象凸显。北京市老龄委负责人坦言“解决养老问题迫在眉…
编辑：佚名 发布时间：2012年3月26日
兰州健康生活网：不久前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一份提案称，中国正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进程。
2011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的养老床位315万张，床位数占老人总数比例仅为1.77%。
何处安放我那张养老床？
在北京，城区养老院“一床难求”现象凸显。北京市老龄委负责人坦言“解决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提出，不断完善“9064”养老服务模式(到2020年，90%的老年人通过社会化服务在家庭养老，6%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在社区托老，4%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养老服务格局。
本报记者历时一个月，调查百余家公办养老院、民办养老院，和社区养老场所。
今起本报推出北京养老调查系列报道，力图从公众角度展现北京养老的真实现状和问题所在，为未来养老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系列调查明日关注社区养老）
丰台区马家堡，90岁的张寅生和老伴李玉珍，感觉回家的楼梯越来越长。
他们常常相扶着，看一眼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片。70年前，黑白照片上的李玉珍漂亮得像个电影明星，“年轻的感觉，压迫得让人窒息。”
劲松老式居民楼里，和80岁的兆芬（化名）一起回望过去岁月的，只有两只做伴的猫。满是皱纹的手里，公办养老院的排号已经等了近四年。
深夜里，90岁的卢月爱吵着“要下楼上班”，看到58岁的女儿拽自己，扯着嗓子大喊“救命、救命”。“你们怎么着老人了？还让不让别人睡觉？”街坊开门骂道。面对神志不清的母亲，侯群英和兄妹们坦言“快被折磨疯了”。
养老，于他们而言，成为了自己或家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衰老像“刀子慢慢割肉”
张寅生说，衰老是慢慢感觉到的恐惧，“像刀子落到肉上，慢慢拉。”
20年前，退休在家老两口过着养花、画画的悠闲日子。4个子女，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外地，在北京的两个每周都会来看望。
早市晚市，张寅生提着布兜去买菜，回到家做饭，老伴儿李玉珍给他打下手，“如果就这样过完余生，很幸福。” 张寅生坦言，那时根本没想过去养老院。
一场小火灾改变了他的想法。
前年的一天，张寅生像往常一样做完饭，招呼老伴吃饭，但他忘了关火。
火苗烧着了抽油烟机，黑烟充斥厨房，涌到窗外，街坊踹开门大喊“着火了”。
“真吓坏了，突然感觉这么安静活着都力不从心了。” 张寅生说。
去遛弯的路上，李玉珍躲避不及被车撞了。
接连出事，子女探望频率增加，每周一次改为两三天一次，再改为一天一次，“他们怕我们突然死在了家里。” 李玉珍说，自己半年才慢慢恢复，“我和老伴想，这回得多注意点儿，别再给孩子们添麻烦。”
衰老的窘境没给老两口喘息机会，刚好的李玉珍又摔了一跤。88岁的她装上了金属股骨头，只能慢慢挪动。
老两口看着70来岁的子女，头发已白，面容憔悴，每天来照顾他们上楼梯都困难，“我俩心里难受”。
“几家人都被折磨着”
劲松37平方米的居室里，老伴去世后，80岁的兆芬和两只猫相依为伴。
女儿住亦庄，兆芬不愿去，“住不到一起，习惯不一样，他们受不了我和我的猫。”
儿子一家经济状况不好，“去年他要做心脏搭桥手术，都躺在手术床上了，医院要8万元押金……我儿媳妇说，去哪儿弄这8万啊，实在没办法，人又从手术室里给推出来。”
说起这些，兆芬把头偏向窗外，“未来的路，不能靠孩子。”
爱唱歌、爱打扮的兆芬，不愿别人踏入家门，“太乱，我会颜面扫地的。”手脚已不太利落的她无力收拾，家里弥漫着难闻的味道。
只有两只猫相伴，她说有时希望来个收水费的，能说说话，但又怕来陌生人不安全。
相比兆芬，90岁的卢月爱很少有烦恼，除了偶尔清醒的时候。
老伴去世早，她一直跟两个女儿生活。四五年前患上老年痴呆症，五个子女轮流照顾。
58岁的女儿侯群英说，去年10月，母亲幻觉越来越严重，“一到深夜就不睡觉，不停敲门敲窗，说有人要害她儿子，甚至站到阳台大喊大叫。”
一晚三四次的闹腾，侯群英患有高血压的哥哥，照顾母亲时都得增加药量，“几家人都被折磨着”。
受不了的还有街坊邻居，经常到居委会投诉，甚至都报过警。
指望不上的社区养老
“孩子们也老了，不能再拖累他们。”张寅生夫妇决定去外边养老。
他们不愿远离自己的家，想起社区里的“日间照料室”。张寅生设想，白天跟老伴去日间照料室，有其他老人做伴，万一犯病还能及时送医院。晚上，两人就回家住，也能和孩子们在一起。这样既解脱了孩子，还能守着安全守着家。
张寅生碰了一鼻子灰，居委会说，有日间照料室没人去。“我去看了，只有两张床两套被褥。再加上没医生，我们害怕。”张寅生说。
也是抱着“解脱子女”寻找日间看护室的丁怀礼同样失望。他独居在芍药居一个近两千户的社区里，3个子女都在本地，“人老了毛病多，不愿跟他们住。”他去社区日间看护室，20来平方米房子内没有老人，已变成居委会的办公场所。
“从设立初就没有老人敢去，后来日间看护室就变成了社区举办活动的公用场地。”丁怀礼所在社区的居委会负责人并不讳言他的现状与担忧，“居委会分不出人手照料，也分不出多余的钱雇人看护，老人在这是有风险的，万一出现急病，死到这了，责任算谁的？”
北京“十二五”规划数据，2010年百名老年人拥有日间托老床位数1（张）。
正如张寅生和丁怀礼的遭遇，近日记者探访多个小区，日间照料室现状多为“只是有这么一说”。现实中，很多社区缺乏人手和资金，日间照料室早已废弃，甚至一些社区的照料室已变成杂物间。
得等10年的公办养老院
电影《桃姐》里，年迈的桃姐对“干儿子”说：我干不动了，我要去老人院。“干儿子”反问：你真的想去老人院。画面中，神经绷紧的桃姐挤出两个字，愿意。
“谁真正想去养老院呢？我子女齐全，去养老院算个什么事呢？”张寅生和老伴眉头皱紧。但社区养老指望不上，他们又只能去找养老院。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疾病和不便，心高气盛的兆芬也开始寻找养老院。
“公家的，放心。”张寅生夫妇、兆芬、卢月爱的儿女都最先想到公办养老院。他们的理由大致相同，公办养老院设施完善、服务齐全、收费合理，更重要的在市区内，家人看望方便，“突然发病，送医院抢救都快”。
据北京市民政局数据，截至2011年年底，养老机构总数为401家，其中公办215家，民办186家，每百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2.9张。
在数据上，公办占多数，但现实并不乐观。
张寅生带着老伴找了多家公办养老院，均被拒之门外，理由都是“满了”。
四年前，兆芬就在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和第五社会福利院登记排号。虽然多次电话询问，但答复至今都是“没床位，还得等”。
除了没床位，拒绝卢月爱的还多一个理由，“公立养老院都不愿收不能自理的老人”。
第一社会福利院是北京“标本”的养老院，位于朝阳区华严北里闹市区中的静谧之处。
3月19日，记者探访该养老院，自理、半自理、不能自理的老人分住不同区域，一所老年病医院就在院内。养老院内老年活动丰富，还有各种兴趣小组的课程。
一位老人晒着太阳，手里转着的两个核桃，被逝去的时光磨得锃亮，划着属于他的年轮。老人说，每逢年节，常有各级领导和志愿者来慰问，“我见过好多大领导和明星”。
这名老人坦言，这里的确不好进，“很多都是托关系进来的”。
3月20日，记者以家属身份咨询，第一社会福利院称，目前有1100张床位，前面排了7000多人，“老人要住进来，至少得等10年”。
记者调查数十家公办养老院，目前都是床位已满需排号，虽然不像第一社会福利院排了数千名，但数百人排号很常见。其中一些养老院的确不收不能自理的老人，“自理的还排队要住呢，何必要新添麻烦。”一家公办养老院人士透露。有的养老院还需要对入住老人进行面试和试住，不合格将被劝退。
城里天价民办养老院
去不了公办的，兆芬考虑城里的民办养老院，曾去离家两站的双井“恭和苑”试住。
“得离家近的，我舍不得那两只猫。”她说，以前是一儿一女，现在有两只猫，“就像还把一儿一女搂在怀里”。
3月19日，“恭和苑”的接待员热情介绍，“我们还未正式接收老人入住，老人可在样板间试住，一周费用1500元。”
“就像星级酒店”，是这家养老机构给人的第一感觉。单人间、双人间和套房，拟定的收费价每月从8800元到3万元不等。
8800元的试住样板间中，液晶电视、考究灶具，一应俱全。“8800元包括饭费，一日三餐不重样。”接待员说，从去年接受试住以来，约200名老人试住，“10多个已定下入住。”
接待员说，养老院正式建成后，将设有医务室，并和大医院建立合作关系，“遇到紧急情况，不用等着挂号，会有绿色通道。”
看着“恭和苑”的规划沙盘，一位住在附近的老人咨询，“我退休金5000来元，有没有这个价位的？”
接待员微笑着摇头。
东南四环吕家营的康梦圆老年公寓也是一处“城里的”民办养老院，餐厅、超市、桌球室、水疗、足疗、书画阅览室等设施完备，医疗区还细分了内外科。
工作人员介绍，每位老人床位费、饭费、护理费等，最低5000元左右，高的要11800元。
“住的一般都是退休干部。”工作人员坦言，低收入家庭的老人的确住不进来。200余床位，自前年试运营，至住了30来个老人。
兆芬试住一周后，居住环境、营养膳食、娱乐活动等，的确吸引了爱漂亮、爱唱歌的她。但她还是选择了离开，“每月3000多的退休金不够”。
张寅生和老伴退休金加起来六七千元，“看了几个城里的民办养老院我们住不起。”
“平头百姓，干脆就甭想。”卢月爱的儿女说，母亲退休金两三千元，子女也都年纪大了，各家并不宽绰。
让人忧心的民办养老院
从公办到民营，从城里到郊区。
“我们的要求被迫一降再降。”张寅生皱纹包裹的眼睛中，流露出焦急和无奈。他和老伴开始打听郊区的民办养老院。
北京多数民办养老院都在郊区。整体相比于公办养老院，设施服务等差一些，但价格也相对便宜。
侯群英思来想去，最适合母亲的似乎也只有郊区的民办养老院。
“看了好几个，看着揪心。”听说哪里有养老院，侯群英就过去看，还从电脑上搜，打电话问，一个个筛选。
两个月内，折腾了五六家养老院。不是家人对条件不满意，就是养老院嫌母亲太吵。“都说给孩子找托儿所难，现在找养老院比那还难。”侯群英说，找了半年才找到相对合适的一家。
记者暗访调查北京数家民办养老院，不少养老院没有独立医务室和医生，加之距离城里较远，老人的治疗和急救难保障。护工素质普遍不高，一些从农村来的护工不识字，就敢拿着药瓶给老人喂药。
2011年北京市政协调研数据，北京369家养老机构中，只有100多家内设医务室，比例不足三分之一。
张寅生夫妇最终住进大兴一家民办养老院，两人合住不到20平米房间，每人每月交2300元。医务室能看头疼脑热的常见病，“这价格有这条件就不错了。”
这个养老院内，自理的老人和不能自理的老人混住，过道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张寅生的斜对门就住着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从白天到黑夜不停叫嚷。
最近，张寅生和老伴又开始发愁，所在的养老院面临着拆迁，“据说开发建商业住宅。”他向老伴抱怨，“咱们都被挤到郊区来了，为何还不能安宁”。他们担心，这个刚住习惯的养老院真拆迁了，“我们怎么办，已经没力气动了”。
记者调查，北京郊区民办养老院多为租地兴建，当地开发地价上涨，不少养老院面临着拆迁的风险。
兆芬还在等，她坦言以前媒体报道的民办养老院折磨老人的事情在她心里有阴影，坚持要等公办养老院的排号。
“但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最近这一年，她总这样问自己。
两只猫趴脚边，它们也已老了。
说法
2015年养老床位达12万
到2015年，北京户籍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20万，占户籍人口23%；80周岁以上人口将达到54万，占户籍人口4%。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2012年政府老龄工作规划，建设100个具备综合管理服务功能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今年将开工建设1万张养老床位。
“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将规范建设6000个社区（村）托老（残）所，北京市托老床位达到6万张，养老（助残）餐桌达到1万个。
北京市老龄委规划，到2015年全市养老床位达到12万张，方能满足320万户籍老人中约4%老人在养老院养老的需求
2011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的养老床位315万张，床位数占老人总数比例仅为1.77%。
何处安放我那张养老床？
在北京，城区养老院“一床难求”现象凸显。北京市老龄委负责人坦言“解决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提出，不断完善“9064”养老服务模式(到2020年，90%的老年人通过社会化服务在家庭养老，6%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在社区托老，4%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养老服务格局。
本报记者历时一个月，调查百余家公办养老院、民办养老院，和社区养老场所。
今起本报推出北京养老调查系列报道，力图从公众角度展现北京养老的真实现状和问题所在，为未来养老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系列调查明日关注社区养老）
丰台区马家堡，90岁的张寅生和老伴李玉珍，感觉回家的楼梯越来越长。
他们常常相扶着，看一眼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片。70年前，黑白照片上的李玉珍漂亮得像个电影明星，“年轻的感觉，压迫得让人窒息。”
劲松老式居民楼里，和80岁的兆芬（化名）一起回望过去岁月的，只有两只做伴的猫。满是皱纹的手里，公办养老院的排号已经等了近四年。
深夜里，90岁的卢月爱吵着“要下楼上班”，看到58岁的女儿拽自己，扯着嗓子大喊“救命、救命”。“你们怎么着老人了？还让不让别人睡觉？”街坊开门骂道。面对神志不清的母亲，侯群英和兄妹们坦言“快被折磨疯了”。
养老，于他们而言，成为了自己或家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衰老像“刀子慢慢割肉”
张寅生说，衰老是慢慢感觉到的恐惧，“像刀子落到肉上，慢慢拉。”
20年前，退休在家老两口过着养花、画画的悠闲日子。4个子女，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外地，在北京的两个每周都会来看望。
早市晚市，张寅生提着布兜去买菜，回到家做饭，老伴儿李玉珍给他打下手，“如果就这样过完余生，很幸福。” 张寅生坦言，那时根本没想过去养老院。
一场小火灾改变了他的想法。
前年的一天，张寅生像往常一样做完饭，招呼老伴吃饭，但他忘了关火。
火苗烧着了抽油烟机，黑烟充斥厨房，涌到窗外，街坊踹开门大喊“着火了”。
“真吓坏了，突然感觉这么安静活着都力不从心了。” 张寅生说。
去遛弯的路上，李玉珍躲避不及被车撞了。
接连出事，子女探望频率增加，每周一次改为两三天一次，再改为一天一次，“他们怕我们突然死在了家里。” 李玉珍说，自己半年才慢慢恢复，“我和老伴想，这回得多注意点儿，别再给孩子们添麻烦。”
衰老的窘境没给老两口喘息机会，刚好的李玉珍又摔了一跤。88岁的她装上了金属股骨头，只能慢慢挪动。
老两口看着70来岁的子女，头发已白，面容憔悴，每天来照顾他们上楼梯都困难，“我俩心里难受”。
“几家人都被折磨着”
劲松37平方米的居室里，老伴去世后，80岁的兆芬和两只猫相依为伴。
女儿住亦庄，兆芬不愿去，“住不到一起，习惯不一样，他们受不了我和我的猫。”
儿子一家经济状况不好，“去年他要做心脏搭桥手术，都躺在手术床上了，医院要8万元押金……我儿媳妇说，去哪儿弄这8万啊，实在没办法，人又从手术室里给推出来。”
说起这些，兆芬把头偏向窗外，“未来的路，不能靠孩子。”
爱唱歌、爱打扮的兆芬，不愿别人踏入家门，“太乱，我会颜面扫地的。”手脚已不太利落的她无力收拾，家里弥漫着难闻的味道。
只有两只猫相伴，她说有时希望来个收水费的，能说说话，但又怕来陌生人不安全。
相比兆芬，90岁的卢月爱很少有烦恼，除了偶尔清醒的时候。
老伴去世早，她一直跟两个女儿生活。四五年前患上老年痴呆症，五个子女轮流照顾。
58岁的女儿侯群英说，去年10月，母亲幻觉越来越严重，“一到深夜就不睡觉，不停敲门敲窗，说有人要害她儿子，甚至站到阳台大喊大叫。”
一晚三四次的闹腾，侯群英患有高血压的哥哥，照顾母亲时都得增加药量，“几家人都被折磨着”。
受不了的还有街坊邻居，经常到居委会投诉，甚至都报过警。
指望不上的社区养老
“孩子们也老了，不能再拖累他们。”张寅生夫妇决定去外边养老。
他们不愿远离自己的家，想起社区里的“日间照料室”。张寅生设想，白天跟老伴去日间照料室，有其他老人做伴，万一犯病还能及时送医院。晚上，两人就回家住，也能和孩子们在一起。这样既解脱了孩子，还能守着安全守着家。
张寅生碰了一鼻子灰，居委会说，有日间照料室没人去。“我去看了，只有两张床两套被褥。再加上没医生，我们害怕。”张寅生说。
也是抱着“解脱子女”寻找日间看护室的丁怀礼同样失望。他独居在芍药居一个近两千户的社区里，3个子女都在本地，“人老了毛病多，不愿跟他们住。”他去社区日间看护室，20来平方米房子内没有老人，已变成居委会的办公场所。
“从设立初就没有老人敢去，后来日间看护室就变成了社区举办活动的公用场地。”丁怀礼所在社区的居委会负责人并不讳言他的现状与担忧，“居委会分不出人手照料，也分不出多余的钱雇人看护，老人在这是有风险的，万一出现急病，死到这了，责任算谁的？”
北京“十二五”规划数据，2010年百名老年人拥有日间托老床位数1（张）。
正如张寅生和丁怀礼的遭遇，近日记者探访多个小区，日间照料室现状多为“只是有这么一说”。现实中，很多社区缺乏人手和资金，日间照料室早已废弃，甚至一些社区的照料室已变成杂物间。
得等10年的公办养老院
电影《桃姐》里，年迈的桃姐对“干儿子”说：我干不动了，我要去老人院。“干儿子”反问：你真的想去老人院。画面中，神经绷紧的桃姐挤出两个字，愿意。
“谁真正想去养老院呢？我子女齐全，去养老院算个什么事呢？”张寅生和老伴眉头皱紧。但社区养老指望不上，他们又只能去找养老院。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疾病和不便，心高气盛的兆芬也开始寻找养老院。
“公家的，放心。”张寅生夫妇、兆芬、卢月爱的儿女都最先想到公办养老院。他们的理由大致相同，公办养老院设施完善、服务齐全、收费合理，更重要的在市区内，家人看望方便，“突然发病，送医院抢救都快”。
据北京市民政局数据，截至2011年年底，养老机构总数为401家，其中公办215家，民办186家，每百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2.9张。
在数据上，公办占多数，但现实并不乐观。
张寅生带着老伴找了多家公办养老院，均被拒之门外，理由都是“满了”。
四年前，兆芬就在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和第五社会福利院登记排号。虽然多次电话询问，但答复至今都是“没床位，还得等”。
除了没床位，拒绝卢月爱的还多一个理由，“公立养老院都不愿收不能自理的老人”。
第一社会福利院是北京“标本”的养老院，位于朝阳区华严北里闹市区中的静谧之处。
3月19日，记者探访该养老院，自理、半自理、不能自理的老人分住不同区域，一所老年病医院就在院内。养老院内老年活动丰富，还有各种兴趣小组的课程。
一位老人晒着太阳，手里转着的两个核桃，被逝去的时光磨得锃亮，划着属于他的年轮。老人说，每逢年节，常有各级领导和志愿者来慰问，“我见过好多大领导和明星”。
这名老人坦言，这里的确不好进，“很多都是托关系进来的”。
3月20日，记者以家属身份咨询，第一社会福利院称，目前有1100张床位，前面排了7000多人，“老人要住进来，至少得等10年”。
记者调查数十家公办养老院，目前都是床位已满需排号，虽然不像第一社会福利院排了数千名，但数百人排号很常见。其中一些养老院的确不收不能自理的老人，“自理的还排队要住呢，何必要新添麻烦。”一家公办养老院人士透露。有的养老院还需要对入住老人进行面试和试住，不合格将被劝退。
城里天价民办养老院
去不了公办的，兆芬考虑城里的民办养老院，曾去离家两站的双井“恭和苑”试住。
“得离家近的，我舍不得那两只猫。”她说，以前是一儿一女，现在有两只猫，“就像还把一儿一女搂在怀里”。
3月19日，“恭和苑”的接待员热情介绍，“我们还未正式接收老人入住，老人可在样板间试住，一周费用1500元。”
“就像星级酒店”，是这家养老机构给人的第一感觉。单人间、双人间和套房，拟定的收费价每月从8800元到3万元不等。
8800元的试住样板间中，液晶电视、考究灶具，一应俱全。“8800元包括饭费，一日三餐不重样。”接待员说，从去年接受试住以来，约200名老人试住，“10多个已定下入住。”
接待员说，养老院正式建成后，将设有医务室，并和大医院建立合作关系，“遇到紧急情况，不用等着挂号，会有绿色通道。”
看着“恭和苑”的规划沙盘，一位住在附近的老人咨询，“我退休金5000来元，有没有这个价位的？”
接待员微笑着摇头。
东南四环吕家营的康梦圆老年公寓也是一处“城里的”民办养老院，餐厅、超市、桌球室、水疗、足疗、书画阅览室等设施完备，医疗区还细分了内外科。
工作人员介绍，每位老人床位费、饭费、护理费等，最低5000元左右，高的要11800元。
“住的一般都是退休干部。”工作人员坦言，低收入家庭的老人的确住不进来。200余床位，自前年试运营，至住了30来个老人。
兆芬试住一周后，居住环境、营养膳食、娱乐活动等，的确吸引了爱漂亮、爱唱歌的她。但她还是选择了离开，“每月3000多的退休金不够”。
张寅生和老伴退休金加起来六七千元，“看了几个城里的民办养老院我们住不起。”
“平头百姓，干脆就甭想。”卢月爱的儿女说，母亲退休金两三千元，子女也都年纪大了，各家并不宽绰。
让人忧心的民办养老院
从公办到民营，从城里到郊区。
“我们的要求被迫一降再降。”张寅生皱纹包裹的眼睛中，流露出焦急和无奈。他和老伴开始打听郊区的民办养老院。
北京多数民办养老院都在郊区。整体相比于公办养老院，设施服务等差一些，但价格也相对便宜。
侯群英思来想去，最适合母亲的似乎也只有郊区的民办养老院。
“看了好几个，看着揪心。”听说哪里有养老院，侯群英就过去看，还从电脑上搜，打电话问，一个个筛选。
两个月内，折腾了五六家养老院。不是家人对条件不满意，就是养老院嫌母亲太吵。“都说给孩子找托儿所难，现在找养老院比那还难。”侯群英说，找了半年才找到相对合适的一家。
记者暗访调查北京数家民办养老院，不少养老院没有独立医务室和医生，加之距离城里较远，老人的治疗和急救难保障。护工素质普遍不高，一些从农村来的护工不识字，就敢拿着药瓶给老人喂药。
2011年北京市政协调研数据，北京369家养老机构中，只有100多家内设医务室，比例不足三分之一。
张寅生夫妇最终住进大兴一家民办养老院，两人合住不到20平米房间，每人每月交2300元。医务室能看头疼脑热的常见病，“这价格有这条件就不错了。”
这个养老院内，自理的老人和不能自理的老人混住，过道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张寅生的斜对门就住着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从白天到黑夜不停叫嚷。
最近，张寅生和老伴又开始发愁，所在的养老院面临着拆迁，“据说开发建商业住宅。”他向老伴抱怨，“咱们都被挤到郊区来了，为何还不能安宁”。他们担心，这个刚住习惯的养老院真拆迁了，“我们怎么办，已经没力气动了”。
记者调查，北京郊区民办养老院多为租地兴建，当地开发地价上涨，不少养老院面临着拆迁的风险。
兆芬还在等，她坦言以前媒体报道的民办养老院折磨老人的事情在她心里有阴影，坚持要等公办养老院的排号。
“但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最近这一年，她总这样问自己。
两只猫趴脚边，它们也已老了。
说法
2015年养老床位达12万
到2015年，北京户籍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20万，占户籍人口23%；80周岁以上人口将达到54万，占户籍人口4%。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2012年政府老龄工作规划，建设100个具备综合管理服务功能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今年将开工建设1万张养老床位。
“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将规范建设6000个社区（村）托老（残）所，北京市托老床位达到6万张，养老（助残）餐桌达到1万个。
北京市老龄委规划，到2015年全市养老床位达到12万张，方能满足320万户籍老人中约4%老人在养老院养老的需求
评论：
| 还没有人评论，快抢沙发！！ |
